汪精卫苦恼地从皮沙发上站起来，又伤心地坐下去，脸上的肌肉也痛苦地颤动着，“日方如此对待我们，由我们成立的新政权还有什么意义？还有什么价值？同样，明天与平沼首相会谈，以及约定近几天与日方其他大臣会谈，又有什么意义？又有什么价值？”
客厅里悄然无声，只有那摆在隔壁房里的座钟，不断发出沉闷的嘀嗒声，增人愁绪。
“诸位看，还有会谈的必要吗？”汪精卫用悲伤的眼神，望着一张张悲伤的脸。他说话的声音不高，但在这静夜里，又感到音量不小；还因为他提出的问题，关系到在座者的前途选择，更何况这话又出于领头人之口，其音量又如同一声沉雷。
“依愚见，与他们会谈还是很有必要的。”梅思平生怕树倒猢狲散，经过几番思考，以安慰的口吻说：“会谈就是双方商谈，对这些问题应该有商量的余地。从平沼首相在宴会上的致词看，他对汪主席是十分敬重的，今天晚上的宴请也是隆重的，亲热的，友好的。可以预见，双方的会谈也将是融洽的。”
梅思平的话并没有深刻的寓意和独特的见解，不可能起到发聋振聩的神奇作用，但当人愁肠万转的时候，却也可以从中受到几分启迪，获得几分慰藉。
“我完全赞同祖芬兄的意见。”周佛海也感到一旦汪精卫动摇败阵，一切不可收拾，进一步劝慰说：“日方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，总有他们的理由所在，不妨在会谈中听听他们的意见，再阐述我们的理由，以求得相互谅解和合理之解决。”